国学研究属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是不断进步的。具有悠久历史的考据方法，主要靠古书资料进行研究，汉学、宋学与清代朴学都卓有建树。但近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运用甲骨文等考古资料印证古书文献，使国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被称为“新派学者”，当时曾遭旧派非议。今天看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开辟了“第二资料库”，显然比只靠古书的旧派考据进步。
近读北大百年校庆国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的报导，与会的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饶宗颐先生在谈“中国文化的魅力”时，特别谈到中国“史料丰富，材料丰富极了”，并说这“史料就是一切的record，包括一切文字的材料，也包括出土的文物”。（详见《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20日第5版）这段话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从研究方法论上进行全面的立体考察，又觉得似乎仍然有所不足。
旧派的传统考据方法只靠古代经典文献资料——第一资料库。
新派的“二重证据法”除重视古书文献外又拓展到地下文物考古资料——第二资料库。
文献资料与考古文物都是死材料。而现代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则更进一步，重视民间文化活材料的调查搜集，以今证古，使不少死材料活了起来，作出了很大成绩，大大拓宽了国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内容极其丰富的活的资料库——第三资料库。
1918年2月1日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日刊》头版发表《校长启事》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开创了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乃至人类学研究的新路，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主要功绩，就是打开了这“第三资料库”的大门。北大成立了歌谣征集处、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歌刊》，全面进行民间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如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不仅从古文献中追寻它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而且广泛收集全国各地的孟姜女故事、说唱和民歌资料，研究它活的形态变异，对研究人民心理和民众的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记录苏州歌谣，出版《吴歌甲集》，以流传在民间的活的民歌去印证和探索《诗经》国风中的诸多难题，有许多新的发现。当时受到胡适、俞平伯、沈兼士等许多人的赞誉，刘半农更把顾颉刚誉为“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
中国的民间文化是极其丰富的，同样有巨大的魅力，这当然也是“中国文化的魅力”。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过去都在欧洲开会，1992年的第十次世界大会决定今后要多到东方国家开会。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民间故事国际学术会议的到会人数突破了原定的规模，各国学者还希望在中国开更多的研讨会。中国56个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民俗资料极其丰富，大开了人们的眼界，使几十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历史，逐渐有了眉目，这是开发“第三资料库”的成果。1956年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记录了大量口传历史、文化资料。六十年代初期，只贵州一省即印行《贵州民间文学资料》四五十集，最近又出版了一套《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一套《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共二十多本。八十年代以来，更有“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的调查搜集，发动了几万文艺家参加，被国内外学者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35卷本的巨型系列丛书《中国民俗大全》内容更加广泛，汇集了各省市、各民族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群生活的各种民俗资料。这些巨大的文化工程，都是为了开发“第三资料库”的文化资源。民间文艺民俗文化是活在人民日常生活之中的，源远流长，永不停息。面向“第三资料库”，就会不断得到新的研究资料，让死资料活起来，使学术研究更能创新，更有社会效益。如果人文社会科学家们忽视或轻视这极其重要的“第三资料库”，只是局限于书面文献和考古文物等死材料，就会自外于世界先进的学术潮流，甚至连周游列国编选民歌的孔子和到各地访问故老采录遗闻的司马迁也不如了。
蔡元培先生几次赴欧洲留学，他反复学习与研究的主要内容即是新兴学科“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民间文化研究，回国后更热心民族学学科的建设与研究，并明确表示“颇欲研究民族学的终老”。（自写年谱）这一事实特别发人深省。我们要以实际行动纪念北大百年校庆，就要切实发扬北大优秀的学术传统，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绝不能忽视对“第三资料库——民间活文化”的开发。这种开发已在积极进行之中，不知为何未能引起时贤学术领袖们的垂青？特草成小文，录以备考，聊尽“野人献曝”之意，切望学坛诸公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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